侥幸心理，人性中的弱点、贪婪，这些构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灰色内核，它张开巨大网络，将众多冒险者卷入其中，成为犯罪者或受害者

【资料图】

文 | 王丽娜

编辑 | 鲁伟

“傻女人、蠢女人”——33岁的章希（化名）学会了自嘲，经常把“太蠢”挂在嘴边。

在这背后，是她消失的407万元现金、破碎的婚姻和被多方催债，甚至被起诉的窘迫。

这一切都源于一场电信网络诈骗“围猎”。

那场骗局来得迅猛。章希称，起先她只是在网络发布房屋出租信息，对方以租客名义联系她，在两人后续的网络聊天中，对方向她展示一项黄金投资项目并拉她“入局”，20多天后，章希经多方筹措和借贷而来的407万元，突然“蒸发”，投资梦陡然惊醒，但为时已晚。

在江西省南昌市，章希月收入5000余元，20多天她被“骗走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”。

这类骗局看似并不陌生，但身在其中的人却“不可自拔”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治研究所副所长王洁对《财经》记者解释，与传统诈骗不同，电信网络诈骗是一种立体式、操控式和应和式犯罪，也就是说不法人员通过精心设计的网络骗局，使被害人置身于全方位和立体式的虚假信息包围中，再施以心理操控和技术操控，让被害人“自愿”交付财产。

王洁表示，在那种特定情景下，如果受害人缺乏防范意识且孤立无援，缺少社会性支持，“他是一个人对抗一个犯罪集团，很容易处于下风，结果就是被骗”。被害人受骗，被卷走的不仅是自己的财产，还可能包括亲朋好友和借贷的钱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，王洁将之称为“被害叠卷”。

“投资”初期会让你看到收益，“（电信诈骗）就是利用人贪婪的这一点”，曾接近电信网络诈骗公司的欧阳自伟对《财经》记者表示。36岁的欧阳自伟，自称曾被骗去缅甸一家公司从事电信诈骗，因不愿配合，他从三楼跳窗逃生，受伤的他后来又遭遇诸多曲折经历，最终在中国警方和反诈志愿者的帮助下，今年1月回到江西老家。

欧阳自伟这段“冒险”是一场惊心之旅。他最初是听信一个朋友，打算远赴境外找一份高薪工作，“想看一下有没有这种年收入能过十万元、百万元的工作，也是有侥幸心理”。

侥幸心理，人性中的弱点、贪婪，这些构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灰色内核，它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将众多冒险者卷入其中，成为犯罪者或受害者。

近年来中国司法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，一些诈骗窝点从境内转移到境外，这给司法打击带来更多挑战。据公开数据，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6.4万起，累计推送预警指令2.4亿条。近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23年一季度主要办案数据，一季度批准逮捕诈骗犯罪10923人，在所有罪名中列第二位。

定制的“投资”骗局

投资梦碎后，章希才看清那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套路。

“钓鱼者”有备而来。章希回忆，2022年9月18日，她接到自称租房客的短信，当时她刚把丈夫家里的一处房屋挂在网上待租。那名租房客表示希望签订三年租约，并转给章希1000元定金，约定不久之后一次性当面交付全部租金。租房客在聊天中，塑造出一个出身穷苦但后来事业有成的离异者人设，声称在证券公司任职，因工作安排将前往章希所在的城市外派三年。

章希称，两人在后续聊天时，租房客提到自己在炒黄金，收益不错，因为是利用职务便利投资需保密，让章希不要对他人透露此事。之后，租房客称要去机房封闭工作，不便操作账户，让章希帮忙操作一下。章希同意后，看到对方账户的那笔投资收益达到14％，就在对方的劝说下注册了投资账号。2022年9月22日，章希转入第一笔投资4万元，次日一次转入100万元。

看到对方频繁投入资金，章希说自己也“拼命地到处借款贷款”，她向亲友、同事“打包票”一个月绝对归还。章希的工作稳定而单纯，她称自己此前生活节俭，连信用卡都没办过，为了这次投资到处借贷，把患有尿毒症母亲的养老钱都押上了，还催着母亲和丈夫四处借贷，最终被骗走的资金中约300万元是多方借来的。

20多天后，2022年10月14日，章希发现投资账户里的钱“不见了”，便搜索网络信息，发现有类似骗局案例，这才担心起来。章希称，她跟“租房客”联系，对方声称自己也投入不少钱，并担心他被举报利用公司漏洞投资，直到那时，“我还以为我和他在同一条船上”。2022年10月15日，章希报案，一场投资梦警醒，她两三天内瘦了5斤。在那段“投资”过程中，章希曾接到“96110”的反诈提醒，章希认为自己并没有接到境外电话，就未引起重视。

章希将实情告知丈夫后，面对高额负债两人痛哭随后离婚，她婚前所有的一处公寓抵给同事还债。目前，有三家金融机构起诉章希，法院判决她限期还款，还债压力压得她“喘不过气来”。她表示，“不知道猴年马月能还清。”

目前，已知有一名“卡主”因接收过章希等人的部分受骗款项被追责。司法文书显示，那名“卡主”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提供银行卡和U盾给他人用于“跑分”等网络违法犯罪活动，接收章希等人被骗款项48万余元，因此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2023年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。案发后，这名24岁的“卡主”赔偿章希5000元，而其账户接收章希的受骗款项为20万元。

百万高薪梦

同样负债的欧阳自伟，因腿部和手肘受伤仍在江西家中休养，他自称在他人眼中活成了一个笑话，很多人“只会关心你赚没赚到钱，不关心你在那边经历过什么”。

欧阳自伟此前梦想经济上能有“翻身”的机会。他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2021年初，一个曾向其借债的朋友突然联系他，归还部分借款，并告诉他自己在缅甸投靠了一位老板，可以给欧阳自伟谋求一份高薪工作，劝说他前往缅甸。当时，欧阳自伟经营一家小餐馆，疫情后生意艰难，两个孩子由前妻抚养。“在那边赚点钱的话，两个人可能感情好一些，没钱的夫妇吵架肯定更多。”欧阳自伟说。

2021年6月，欧阳自伟用朋友预定的机票，抵达云南。欧阳自伟称，那位朋友安排了人和车来接他，并找人带领他前往缅甸，到达缅甸后，他眼看着另一个来接他的人给了领队者3万余元现金，这令他觉得“不对劲”。到了一个园区不久，朋友将他转移到一家公司，号称让其接受培训。那家公司则让欧阳自伟以投资外汇为由从事诈骗，需要他做的就是打字和聊天，诈骗剧本、诈骗者的人设和不同的话术，用于联络的手机、潜在的诈骗对象联系方式等，都是现成的。

对章希所述的“投资”过程，欧阳自伟并不陌生。欧阳自伟表示，他学习的套路类似，通过聊天培养好感，并琢磨对方的心理和弱点，再利用人性的贪婪引导对方“投资”，初期让对方看到实打实的收益，“会故意跟你说，我这段时间没空，你帮我操作一下，你只要帮我点一下手机，可能就有5%的收益，其实那是一个虚拟账户，就会有人自己注册账号来炒，有现金进来”。

欧阳自伟称，他不愿从事违法的诈骗行为，便想尽办法联系江西警方，这中间他又被“转卖”给另一家公司。为了尽快逃脱，欧阳自伟从三楼跳下摔伤，这之后又经历诸多曲折。2023年1月，在中国警方和反诈志愿者帮助下，欧阳自伟回到江西家中。

钱没赚到，欧阳自伟还因在缅甸就医负债，且因违法出入境受到行政处罚。欧阳自伟希望能用自己的经历，警醒其他“怀着侥幸心理赚钱”的人，“我一旦选择从事那条路，那就可能一直在国外漂泊了，迟早给抓回来，那要钱有什么用？”

欧阳自伟的遭遇并非个例。34岁的张宏（化名）自称，2022年12月被朋友“骗去缅甸”，2023年1月30日经中缅边境一处口岸回到中国。

张宏此前是一名玩具经销商，目前在山东家中养伤，闲时在社交媒体讲述自己在缅甸的遭遇，有人质疑其经历，有人向其咨询求建议。张宏说自己劝阻了几个网友，但也有人不听劝，过两天再联系时就再没得到回复。张宏说，与其交流的网友多是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，收入不高或入不敷出，缺乏辨识力，听朋友、老乡等提到境外有高薪工作机会，就想出去闯一闯。

跋山涉水的冒险者

怀揣着高薪梦或者出境务工想法的人并不稀有，有些人付诸行动——像欧阳自伟和张宏一样，铤而走险成为跨境者。

2023年2月7日，湖北恩施市发布通告称，为更有效防范、精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跨境赌博犯罪等，非紧急、非必要不得前往柬埔寨、缅甸、老挝、泰国等国家。其实，此前湖南、广西等地也发布过类似通告。

有些人在冒险的路上走得更远，违反国（边）境管理法规，偷越国（边）境实现跨境流动。其中，情节严重者被追责偷越国（边）境罪。

根据公开的司法文书，《财经》记者整理了与偷越国（边）境相关的120个案例，共涉及被告人250人。判决日期自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，涉及的罪名包括偷越国（边）境罪、组织和运送他人偷越国(边)境罪。250人中，227人为男性，23人为女性。除少数信息不完整，这250名被告人大部分来自湖南、广西、云南、江西等地，其中6人国籍为越南，1人国籍为缅甸，1人国籍不明但居住在缅甸。

司法文书显示，这些冒险者出入境的目的地多是缅甸，其中84个案例显示他们从中国偷渡至缅甸，或从缅甸至中国。另有少数人前往越南、老挝、柬埔寨等国。

这群冒险者的情形类似，年轻、学历不高、身份或职业普通。其中，“90后”占比最高，在有年龄信息显示的247人中占比约51%，其次是“80后”和“00后”，分别占比21%和17%。根据学历统计，他们多是初中毕业，占比66%，49人拥有高中和专科学历，4人有大学学历，其中还有一些人是文盲。

他们在案发前的身份信息则比较简单，103人无业，47人务工，29人为农民。另有个别人员的身份信息明确为房产中介、厨师、外卖员、司机、个体户、电商从业者、保安，有1人显示为县级机关事务局工作人员。这里面也有“特殊者”，其中一名64岁的女性退休职工曾多次非法出入境，她自称是出境游玩。

冒险者中也有亡命之徒，有被告人称，此前曾参与电信网络诈骗中的“跑分”转账活动，为逃避打击处理，与他人一起偷越国境去缅甸，但不足两个月后就被缅甸警方移交给中国边境检查站。而偷渡者鱼龙混杂，250人中有18人显示有刑事案底，曾因非法拘禁、盗窃、抢夺、聚众斗殴、故意伤害等获刑，还有人曾因吸毒、赌博等受过行政处罚。

非法跨境之旅本身就充满风险。上述案例中，一些人在非法出入境之前或者偷渡途中被查获或被劝阻。一名国籍不明但居住在缅甸的被告人，2022年7月，以两个铁桶作为漂浮物欲以潜水泅渡的方式偷越国境至缅甸，被执勤人员抓获；有人在等待出境时机，躲藏在山坡的简易小棚时被抓获；还有准备偷渡者在组织者的安排下，藏在装有200件矿泉水的货车车厢内，等待接应时被查获。

面对前景不明的偷渡之旅，也有人中途打了退堂鼓。司法文书显示，有人在山上等待出境时机时，等至凌晨放弃偷渡，或以身体吃不消为由放弃。但也有偷渡者此前因非法出入境行为被判偷越国 （边） 境罪，仍再次尝试偷渡。有人被查获并劝返送回中国南方边境城市后，仍然继续寻找出境时机。他们偷渡的方式多以爬山徒步或涉水为主，也有个别人选择搭乘竹筏、翻越隔离网。

诱惑的另一面

出境务工是跨境冒险者的常见理由。上述120个案例中，有55个案例提到被告人出境目的是境外务工，这其中又以前往缅甸务工最常见。他们往往表示，在老乡、朋友、网友介绍或诱惑下，或在网络上看到高薪招聘广告，决定出境务工。

在这些案例中，出境获取高额财富回报的梦想，并不容易实现。这些案例鲜少涉及已查明的诈骗行为，仅一人被追究偷越国境罪的同时，被判构成诈骗罪。

有18个案例提到，被告人去境外从事电信诈骗，或者到境外后发现是去“诈骗公司”工作。一名被告人明确提到，因辞工后没有收入来源，与他人商定偷渡到缅甸去从事电信诈骗。也有被告人成功出境后，又不愿从事电信诈骗而主动要求回国的。约半数案例并未显示他们出境后的活动。有个别被告人称出境做生意，投资开店或者去做加密货币的生意，有人则称出境后在赌场、KTV、洗浴中心、餐饮业等工作，有被告人称出境后找不到工作便入境回国，也有人称只是去境外做木工或水电工。

这120起案例，拼凑出了非法出境者的大致链条和角色分工：一些偷渡者的上线组织者或邀请者，人在境外。在中国一些边境城市，则活跃着接送和转运偷渡者的人员，他们为躲避追查，安排偷渡者转乘轿车、货车、摩托车等多种交通工具，跨越边境时一般由“蛇头”（带路人）带领。

这些案例还解答了一些疑惑：为什么一些经济条件一般，或看似并不具有出国务工条件的人，敢于跨境冒险？这背后则源于“金主”（组织者或邀请者）为偷渡费用买单。这是一笔并不小的支出，包括在国内中转的机票、火车票，在边境地区转运的费用，等待偷渡前的食宿费用，给“蛇头”支付的费用。甚至有案例显示，一名组织者为打消三名年轻女孩对偷渡的顾虑，在购买机票等费用外，还给每人支付1万元保证金。

但对于偷渡者来说，这些并不是免费的“馅饼”。在东南亚长期生活的陈龙（化名）称，他因关系广泛，曾多次帮助声称被骗或自愿到境外的人返回中国。陈龙称，与正常出境或自费前往东南亚一些诈骗窝点的人不同，那些偷渡过去且由“金主”支付费用的人，因出境费用花费不菲，到达境外之后，如想脱离诈骗公司需要支付费用“赎身”。“有些年轻人到诈骗园区后，吃喝玩乐也由公司垫资，那‘赎身’费用更高。”陈龙表示。

欧阳自伟表示，2021年他被骗去缅甸后，因不愿从事电信诈骗，曾向一家诈骗公司支付2.6万余元的赔付费，结果那家公司随后又将其“转卖”。

据陈龙观察，分布在东南亚的一些诈骗窝点，有不少年轻中国人的身影，他们的年龄多在18岁至30岁之间。一些人在国内就业困难或羡慕所谓的境外高薪机会，希望“赌一个明天”。一些人听信高薪诱惑前往东南亚，结果进入诈骗窝点后发现，实际情况与之前对方许诺的差距不小，还有“超时加班”“完成一定业绩”等压力，便想尽办法逃脱。对于诈骗从业者，诈骗公司则善于利用一些人对财富的攀比，或者一些人挣快钱的心理，设置奖惩条件，诱发冒险者“对财富的欲望”，以留住他们，并让其陷得更深。

“担心他们从我微信里消失”

因研究犯罪学、刑事司法学，近年来刑事犯罪领域打击的重点领域——涉及人数众多的电信网络诈骗，成为王洁这几年来着力研究的范围之一。王洁表示，电信诈骗具有“犯罪外卷”的特点，即为了实现特定目的，犯罪行为不断延伸，不仅让更多的人加入犯罪圈成为犯罪人，还使被害人数叠卷，致使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危害严重。

近年来，王洁访谈了三十多位从事反诈的刑事司法人员，跟踪访问五十多位电信诈骗的受害者和逃离诈骗公司的从业者，并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点地区调研，研究公开的网络诈骗案例，试图在司法管控电诈犯罪之外，推动寻找预防的治理路径。

王洁表示，很多被害人出于各种顾虑，被骗后不愿报案，被害后也不愿接受访谈，而那些勇于站出来发声的人令其印象深刻。因电信网络诈骗追赃挽损的难度较大，很多受害者被骗后难以追回损失，一些受害人如被骗数额巨大或者特别巨大，意味着他的余生都要用来还债；一些受害者被骗所卷走的不只是财产，甚至是自己的生命；一些受害者受骗后，自己充满自责，在家庭遭遇各种埋怨，面临婚姻分裂的可能，还要承担此前四处借款贷款的还款压力，他们成为“脆弱的人群”；还有一些受害者因难以获得理解和保护机制，还面临再次被骗的可能性。

对那些接受其访谈的受害者，王洁会隔一段时间重访或者再次联络。“我担心他们突然有一天从我的微信里消失。”王洁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

令王洁担心的不只是受害者，还有逃离诈骗窝点的从业者。王洁的一位访谈对象曾回溯自己的经历，其自称在单亲家庭成长，家里经济条件差，还未成年便辍学到处打工，在饭店、KTV里谋生，19岁时受网友邀请偷渡出境。因为不愿配合从事诈骗，在境外被“转卖”多次，一年多后被解救回国。目前刚二十来岁的他，平时还花销不少，“但像他这样的学历，很难找到比较好的工作，现在他又去了一家KTV工作，我也担心他”。

那些前往境外从事诈骗活动，以及被境外高薪吸引，但自身学历和技能一般的年轻人，王洁认为是新的值得关注的流动人口。王洁认为，他们以“90后”居多，家庭功能或许不够健全，他们的父母大多外出务工，缺乏家庭的足够关爱，此前居住地多在城郊接合部或农村，但又不愿附着在农地上，难以找到相对稳定和报酬不错的工作，只好借身份的流动、身体的流动，寻求各种机会，这很容易成为犯罪集团招募的对象。

他们追逐财富的梦想和思维，“特别迎合当下电信网络诈骗的逻辑，电信网络诈骗大海捞针搜寻潜在目标，并不是要骗80%的人，而是骗那20%的人”。

王洁进一步解释，犯罪的成因之一即是梦想和实现梦想的手段之间的冲突。这些年轻人希望找个好工作，有钱买房或者盖大房子，但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并没有实现梦想的手段，犯罪或从事灰色行业就成为一项可能的选择。王洁访谈过的电信网络诈骗从业者，约三四成的人离异，他们希望多挣钱让前配偶重回自己身边，这也是欧阳自伟当初打算出境闯一闯的动机之一。

这几年，王洁调研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点地区，寻找当地犯罪高发的成因。王洁认为，那些地区大多经济欠发达，当地缺乏支撑和推动城市发展的产业，难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，于是从事诈骗成为一些人的谋生职业。甚至有一些村庄或者乡镇里有不少人从事诈骗，很多当地人就不会认为从事诈骗违法或令人羞耻，并合理化自己的行为。比如，有的人就表示，我不骗你别人也会骗你，或者“我不过是打打电话聊聊天”，以减少罪责感。还有的人表示，他们或其家人被抓获是因为运气不好。在王洁看来，这些都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着力提升的方面。

电信诈骗典型案例——大学生徐玉玉被骗案，曾在当年引发轰动。2016年8月，山东女孩徐玉玉刚被“双一流”高校录取后接到一通电话，对方声称将给她发放一笔助学金，而此前不久徐玉玉确实曾接到相关部门给其发放助学金的通知，徐玉玉信以为真，却被骗走上大学的费用9900余元，这导致徐玉玉因伤心欲绝心脏骤停，不幸离世。

徐玉玉案发生四年后，王洁来到徐玉玉的家中，探访她的家人。那个家，被收拾得特别干净，但王洁还是从中看到一丝丝冷清和缺乏生机，徐玉玉的姐姐不允许任何人在她面前提起妹妹。徐玉玉的家属向王洁提起，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，他们曾希望进入审判法庭，看看害死亲人的罪犯“到底长什么样”，但未能如愿。

通过司法材料，王洁得以了解到更多徐玉玉案中犯罪者的面貌。诈骗徐玉玉的七名犯罪人，多数是初犯，此前没有犯罪经验，主犯当时22岁，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

王洁称，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确实可恶，如果以简单的被害人视角、犯罪人或偷渡人视角分析诈骗犯罪，就会忽视诈骗犯罪背后的结构性因素。那些犯罪者“并非三头六臂”，有些更不是穷凶极恶，他们走上犯罪之路与新型犯罪特点有关。而在互联网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，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具有取证难、抓捕难、定性难、追赃难等因素，或会进一步放大一些人成为犯罪者或被害人的可能性。

因此，王洁强调，在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，金融与科技高度融合的背景下，处理涉金融行为时，每个人和相关机构都应更谨慎，提升全民的网络金融素养。比如说，不轻信给他人转账，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尽职尽责审核，“卡主”不将卡随意转借或出售给他人，否则可能沦为电信诈骗的帮凶构罪入刑。他还建议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提供更多就业岗位；加大对诈骗主犯和涉老诈骗的打击力度等。